宪法和民法的关系，是进入21世纪后广受我国法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齐玉苓案司法批复、物权法制定和民法典编纂一度引发学界激烈争论。

这种事实效力完全可以经由相关国家法律予以进一步承接，在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组织法以及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应当或者可以设立机关党组，进而实现与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目前，学术界关涉党内法规效力的研究，主要围绕党内法规的效力来源、效力范围、效力等级、效力溢出等内容展开，仅有少数几位学者对党内法规效力的概念作出定义。

不过，与前述党内法规中关涉非党主体以及党外事务的明文规定所产生的事实效力相类似，党内法规对非党主体以及党外事务所产生的间接效力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占国家法律的效力空间，且具有不易识别的隐性特征。需要进一步深究的基本问题是，这种影响究竟是党内法规本身的影响力溢出还是效力溢出? 有学者认为宋功德所言党内法规的影响力，即其调整范围，主要探讨的就是党内法规的效力外溢性。在义务性、禁止性党内法规规范中，党内法规的效力主要体现为一种约束力或者拘束力。这通常被理解为是党内法规直接调整非党主体以及党外事务，并将党内法规的效力直接作用于非党主体以及党外事务的规范依据。党管干部是干部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党章与其他党内法规在这方面作出的规定应当适用于所有干部，不受其是否有党员身份的影响。

这一点在前述所列四种定义的具体阐释中可以得到印证。但是基于单一属性说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这种效力外溢还需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41]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

就党的政策而言，宪法序言已多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地位，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五）》则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加入了宪法典第1条第2款之中。如果有两种法律解释，法官没有选择那种更符合宪法价值的解释，则违背了维护法秩序统一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削弱了裁判文书本身的说服力问题。但是，它不仅要从规范命题和事实命题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而且所运用的这两类命题本身也必须得到证立（justified）。这可以被视为中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渊源的标准说。

前者是对法律草案在通过前的合宪性控制，而后者是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只是要注意，宪法典来自于立宪行为，而立宪行为是制宪权的行使。

所以，在对涉及民族事务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判断的时候，审查者或解释者就可以将相关的民族风俗习惯作为合宪性判断依据的内容来源。董和平：《宪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因此，法的渊源对于司法裁判具有首要意义。许崇德、胡锦光主编：《宪法》（第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修宪权派生于制宪权，也与后者具有同源性，可以被视为制宪权的一部分。[2]根据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从1997年至今，在一般意义上专门来探讨宪法渊源的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仅有四篇，分别为：周伟：《论宪法的渊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19]参见周伟：《论宪法的渊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32]这意味着，论证者必须提供进一步的佐证（warrant）来支持这两类命题。

另一方面，佐证也可以通过内容以外的其他条件来支持规范命题，即证明后者是有依据的。[38]如果严格区分的话，那么法的效力渊源与法的表现形式依然不同，前者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或事实（如立法行为、习惯、司法行为），后者是法的不同存在样态或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法律体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当代中国宪法效力渊源的表现形式，这是最没有争议的。

[62]严格说来，宪法性法律与宪法部门还不相同。[31]将这种意义上的法源推展到极致，就是法律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参见[美]约翰·奇普曼·格雷：《法律的性质与渊源》（原书第二版），马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国际条约在国内不可能作为宪法的效力渊源起作用，否则就有违《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至于其余所谓的渊源，要么压根与宪法渊源无关，要么至多能成为合宪性判断活动中的实质理由。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规范命题的来源（source）。

[53]如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这里出现了效力来源与内容来源分离的情形，它们只有相结合才能得出有效的裁判。

而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国家社会发展全局的领导。[16]例如参见焦洪昌主编：《宪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

此时的佐证就具有权威理由的色彩。[47]但是，宪法渊源是宪法的法律化适用过程中合宪性判断依据的来源。

但宪法渊源不限于宪法，也包括宪法的诸多认知渊源，其表现形式有宪法解释（文件）、合宪性审查成例、国际条约、国家政策与党的政策、部分党内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制度）、（特定情形中的）民族风俗习惯。因此，法律部门的基本构成单位是法律规范。雷磊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裁判依据承载的是裁判的法律效果，而裁判理由则承载的是裁判的社会效果。

（参见莫纪宏：《宪法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48] 1、合宪性审查 就现有的体制和程序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可认为前端和后端两个层次。

通常情况下，指明了规范命题的来源后，论证者就无需再对其内容正确性进行论证，因为指明来源本身就意味着让论证参与者搁置自身判断，而去服从来源的判断。本体论视角聚焦于法的本源问题，试图通过回答法来源于哪里的问题，来探寻对法是什么或法的本质为何等问题的回答。

因此，党的政策已被宪法文本间接认可为中国宪法的认知渊源。样态或文件比行为更易于辨别，所以可通过后者来识别前者。

前者最常见的例子是民法法源条款，如我国《民法典》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50]最近的一个区分性努力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二）宪法渊源的类型 在宪法渊源（表现形式）的类型上，通说一般会列举宪法典及宪法修正案、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如我国《立法法》第104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8条明确赋予最高司法机关解释制定法的权力。

[38]而对于认知渊源（如习惯），很难称之为法的表现形式，即便它们得到了效力渊源的认可。例如，如果法律起草程序违背了《立法法》的规定，这属于合宪性审查还是合法性审查？再如，如果某项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公然违背了该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不是属于违宪？它的审查依据（可被证明的风俗习惯）是否属于合宪性判断的依据？只有明确了这些前提问题，才能进行后续的合宪性审查。

[40]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宪法监督到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演进，以及建构合宪性法秩序的学理预备，为以合宪性审查时代为表征的法律化实施时代的到来确立了条件。[37] 相应地，法的表现形式只限于法的效力渊源的诸种形式，既包括上述三种法的类型，也包括制定法内部的诸类型（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

但是，与普通法律及其适用相比，宪法及其适用有自己的特征： 一方面，宪法及其适用具有政治与法律的双重面向，而宪法渊源的概念展现的是其法律面向。[5]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